斯諾登在香港的章節告一段落，但事件仍未畫上句號；對美國的形象而言，當然是沉重打擊，美國朝野中一些人的評論亦開始失方寸。例如，美國國務卿克里及幾位參眾兩院議員，都先後羅織斯諾登「叛國者」的罪名。在美國起訴叛國罪名的門檻極高，必須在正式宣戰而有明顯的通敵行為。例如越戰時訪問河內並譴責美軍轟炸的女星珍芳達，雖然不少鷹派中人及退伍軍人對她恨之入骨，並稱她為「叛國者」，但由於美國是對北越不宣而戰，故她從未被起訴。克里越戰時曾是一位投身反戰運動的退伍軍人，現在他卻稱斯諾登為「叛國者」，可謂諷刺。比較恰當的說法，應該是：既然斯諾登認為自己的揭密行為是出於公眾利益，他更應該回國接受公平審訊。

美國立國制訂憲法時，開國元勳並沒有想到美國會成為超級大國，二十世紀與另一個超級大國打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九一一」後又再打一場不知何時了結的反恐戰。二戰前，美國連常設的情治機關都欠奉，冷戰與反恐戰卻令情治機關及政府的權力無限擴大。影響所及，十年前港府強推廿三條，也用上美國在「九一一」後通過的《愛國法》、收緊公民自由來作自辯。

斯諾登之前在訪問中引用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名言作結：「有些人為了短暫的安全而放棄必要的自由，將兩者也不配享有。」美國現在的處境，為立憲者所始料不及，但憲法高舉自由的核心價值，美國人依然視之為立國之本。故此，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支持及反對斯諾登所為者，仍然是旗鼓相當。

美國人還是懂得自省的。國際政治是現實掛帥的，美國政府是靠不住的，香港人爭取自身權益亦應先靠自己，但美國立憲的精神，除了高舉自由，更正正是因為他們曉得人是靠不住的，才要建立一套互相制衡的制度，對一些異議者亦不會一面倒的趕盡殺絕。現在美國一方面受恐襲威脅，另一方面資訊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政府資訊監控能力大增，人謀不臧，以致出現「稜鏡計劃」之濫權。互聯網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網絡的自由，需要網民的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