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近日發表民意調查，指有八成二受訪者支持開發新界東北發展區，梁振英更藉此表示「調查結果與政府對土地供應問題的認識是完全一致」，令不少社會人士擔心學術機構已成為政府的管治工具。

這次民調名為「市民對香港房屋土地供應及發展的看法」，主要了解受訪者對下列議題的態度：是否認為香港土地供應足夠，對各種增加土地供應方法的意見，包括重建舊區、發展岩洞、將非住宅用地改為住宅用地、徵收新界私人用地（不包括丁屋地）、提高新市鎮及市區密度、維港外填海，對增加土地供應所帶來的各種影響的接受程度，以及對開發新界東北發展區的意見。

從上述問卷的結構可見，學者未能清楚了解土地供應課題的複雜性及多樣性，概念上亦未夠紮實。學者將增加土地供應的具體方案簡化成開發新界東北發展區，令受訪者誤以為落實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以增加土地供應為現時應考慮的方案，最終在缺乏選擇的情況下惟有支持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事實上，增加土地供應涉及全港規劃及區域性規劃，而開拓土地的方法亦可以十分多元化，民間更已提出多項具體及可行的建議。如要了解真正民意及避免設定引導性的問題，問卷便應提供足夠空間及選擇，讓市民可對整體規劃以至社會上各種增加土地供應方案表達意見。研究機構理應了解現時全港及各區增加土地供應的可能方案，並讓市民表達意見。現時的方案除政府提出的建議外，民間建議的方案包括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石崗軍營、青山練靶場、搬遷香港大球場甚至搬遷葵涌貨櫃碼頭等。研究機構應探討讓受訪者就不同方案優先次序的取向，藉此掌握真正的民意取向。如能按上述方法進行問卷調查，市民極可能不會表示支持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由此可見，進行問卷調查前，學者必須先就土地政策進行深入了解，否則所設定的問卷難免會犯上概念上的錯誤，並且會制訂極具引導性的問題，令問卷成為政府管治的工具。當學者淪為政府打手之時，學術的崇高性及獨立性將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