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多個團體呼籲以「世界公民」的視野來看待六四事件，稱六四是人類極權暴政史上的其中一宗罪行，紀念性質應與納粹德軍屠殺猶太人、蘇丹達爾富爾危機等一致。這些團體更以「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民族主義是一種幼稚病，是人類的痲瘋病」等名言來支持其「世界主義」立場，「國籍或民族，其實並不重要，我們該學會做一個世界的公民」。這種力圖把六四事件去香港化、去中國化的歷史觀，受到不少年輕網民青睞。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在六十年代成為西方知識分子熱衷的信仰。他們認為，待在美國不是做美國人，而是做世界人，尤其是只有在那個偉大的美國夢國度才有條件做世界公民。東亞各國知識分子在冷戰系統及反共思潮下，思想上呈現一種無根的虛無狀態，削足適履地接受並融入這種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主義。

筆者認為，世界公民自有其高尚的一面，如轉戰全球保護環境的綠色和平、服務無國界的無國界醫生等。但弔詭的是，香港這些忽然打着「世界公民」旗號的團體，為何不關心美國及西方國家在伊拉克的暴行？為何對日本右翼市長橋下徹公開為法西斯招魂視而不見？為何僅在涉及中共、中國的議題前就搖身一變成世界公民？那「世界主義」是否又是另一個「最後的避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