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王土廣袤，難保臣子不會存奸邪之心。皇帝對此心知肚明，於是外派大臣巡視，監察官員。巡視官員不論品級，權力極大，比如明代御史，作為皇帝特派員，不僅可對違法官吏進行彈劾，也可由皇帝賦予直接審判行政官員之權力，並對府州縣道等審判衙門進行實質監督，也可在監察過程中對地方行政所存弊端上奏。

視之當下，中共自一九九六年實行巡視制度，二○○三年頒布《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黨內法規的形式把巡視制度確定為黨內監督的十項制度之一，採取「自上而下」的自我監督方式，嚴肅黨紀。據稱，包括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在內，至少六、七名省部級官員的違法違紀行為敗露，都緣於巡視組的發現。

巡視制度功效如此之強，難怪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要其當好「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蒼蠅」。看來，巡視組成員要做孫悟空，要有千里眼順風耳，要能七十二變，找尋官員的貪腐行迹。

不過，中央巡視組如此強大，是不是承認地方上眾多監督機構無所作為？若都有效，是不是等於承認貪腐普遍，任何一項反腐措施都能有顯而易見的效果？

按照貓論，只要能逮到老鼠就是好貓，在現有的司法、紀檢、信訪制度之外，多一條約束機制，並無不好。但是在公權力無所約束的當下，巡視組權力制約從何談起？此問並非杞人憂天。明朝東廠、西廠，清朝的密摺奏報，從初衷來說，似無不好，只是其權力愈來愈大，最終成為權力傾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