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之聲：反鬧爆文化的根源

胡適曾說：「成見不能束縛，時髦不能引誘。」在他的時代，共產主義就是青年學子間最時髦的思想，望風而附者不計其數。胡適的這番說話，當時的年輕人當然聽不入耳。他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反動派，當中共席捲全國，他亦知時不我予，放洋而去。最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驗，為中國帶來無窮的劫難，引證了胡適當初的判斷。

馬克思當年撰寫《資本論》及《共產黨宣言》，乃回應歐洲資本主義加上工業革命，加深了貧富懸殊現象，有其客觀歷史發展的應然。但把場景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一個民族工業資本尚在萌芽狀態的古老國度──是否適合呢？後來毛澤東不讀死書，中共的革命改以農民為本，以致他從國際派手上奪得主導權，繼而奪取政權。但他後來把自己的思想化為絕對的教條，意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至終誤盡蒼生。

今天共產主義不再是青年學子間最時髦的思想了，取而代之的是「後現代主義」，香港大專院校的哲學系，傳統以英美分析哲學為主導，對後現代主義背後的歐陸哲學嗤之以鼻，認為他們語意含混、邏輯錯亂。但兩派哲學的分歧也是有其歷史因素：先是歐陸自十八世紀末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時英美兩地走上相對較為改良的路線。既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歐陸哲學自然是傾向懷疑一切、批判一切。

再者，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現代武器──科學理性的副產品──帶來大規模的殺戮與破壞，而二戰期間納粹黨的種族滅絕，最終用上了最有效率、最合乎「工具理性」的毒氣室，殺人數以百萬計，冷戰期間先後對蘇共及中共的幻滅，凡此種種，更加深了歐陸知識分子對啟蒙運動價值觀的質疑。香港人常常「理性」掛在嘴邊，而不知理性也有其黑暗面，可謂無知。

後現代主義旗手之一，德希達的解構主義論說，由語言學入手，批評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論為基礎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影響所及，衍生了香港社會運動的「反鬧爆文化」：如果有人堅信自己的路線比別人更正確及有效，就會被人指控唯我獨尊，甚至是以教主自居。然而，近年有位後現代學者，開始批判這種「事事包容」的怪現象，明天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