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之聲：解決貧窮 刻不容緩

香港自戰後經歷了經濟高增長，部分市民更享受豐碩的成果。一九五○至二○○八年間，香港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四點八，在○八年，每人每年平均約二十四萬港元，到二○一一年，更升至約二十七萬港元。可惜的是，世界公認極為富庶的香港，不少家庭至今連基本生活開支仍難以應付，超過一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其原因實在值得深思。

從數據上看，香港財富之多的確令人驚嘆，但財富分配不均現象亦令人憂慮。在二○一一年，最高收入組別的住戶入息總額，佔全港所有家庭收入總和的百分之四十一，而最低收入組別的住戶只佔百分之零點六。堅尼系數亦由一九八一年的零點四五一飆升至去年的零點五三七。

貧富懸殊加劇其實與政府政策有密切關係。政府透過各種政策助長金融及地產霸權，大財團得以壟斷公共事業及各行各業，中小企經營環境日漸困難。

要打破霸權操控，政府必須推動經濟多元化及發展本土工業。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以中小企為主的輕工業是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如當局能提供各種協助，令勞動密集的高增值工業重臨香港，不但有助改善就業，更可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穩定及可觀的收入。高增值產業蓬勃發展，更可帶動周邊行業，為市民帶來多方面的創業及工作機會。

此外，政府亦可透過改革稅制，將財富重新分配。現時香港的薪俸稅標準稅率只有百分之十五，利得稅率亦只得百分之十六點五。若當局能引入累進稅制，薪俸稅及利得稅率按納稅人的收入或公司的利潤逐步提升至百分之二十二，便可從高收入人士及大財團中獲得可觀稅收。政府收入增加，便能向赤貧人士提供更有效的援助，貧窮人士得以脫貧，收窄貧富差距亦指日可待。

詩人杜甫曾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形容安史之亂前長安貧富懸殊的景象。無獨有偶，如今的香港亦出現類似狀況。坐擁巨額財富的政府，對於貧窮問題坐視不理，絕對是嚴重失職，若繼續讓問題惡化，社會動盪將接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