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灰白：公務員和問責制

某個特首參選人論壇提及公務員和問責官員之間的矛盾，以及應否立法減薪的問題。

我向來擁護問責制的推行。在整個政治趨勢和社會環境的大氛圍底下，政治問責制是必然的發展。當年問責制匆匆推出，未經深思熟慮，給人的印象是由於董特首和公務員之間不能建立互信，故而另起爐灶，自組班底，抗衡公務員的勢力，基礎非常薄弱；後來曾特首委任副局長和政務助理時，發生嚴重處理失當，造成權責不分，網絡混亂的情況，再由政客以至社會各界推波助瀾，鴻溝因而愈來愈深。

在董特首年代，仍有官員被問責而下台，董特首最終腳痛離場，也可說是問責精神的體現；及至曾特首當權，問責制度名存實亡，某些問責官員每每犯錯卻毋須問責，諉過於前線公務人員更是家常便飯，彼此貌合神離，同床異夢，施政效率無法不受影響。這與個別官員處事作風有關，但公務員不能解開心結，仍然留戀前朝風光無限的美好日子，也是不合時宜，妨礙特區政制發展。

立法減薪一事更加激發起公務員和問責官員的對立。公務員薪酬調整向有固定機制，通過政府與公務員代表互相協商而達成共識。當年，政府民望低迷，竟將問題高度政治化，與政黨結成「不神聖聯盟」，用立法手段迫使公務員就範，立下不良先例。這是一根芒刺，至今仍未能完全拔除。今天可以立法減薪，難保明天不可以立法更改其他僱傭條件，甚至長俸安排，叫公務員何能安寢？

薪非不能減，但應該出於共識；大石壓死蟹，難令人信服。

問責官員和公務員本屬唇齒相依，本無抗衡之理，只要雙方互相尊重，各司其職，分承其責，問責官員領導有方，公務員自然不會爭功奪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