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聽雨：依法辦事與葉公好龍

就高等法院上月裁定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環評報告無效一案，環保署本月十三日提出上訴。此事已成為超越香港的話題，不僅因為它涉及大橋連接三方的利益，而且透過此事，再次引發人們對如何處理法律程序公正與辦事效率的關注。

港珠澳大橋澳門及珠海段前年底相繼宣布動工，而原定去年初開始施工的香港段工程遲遲未見動靜。沒想到，朱老太對工程的空氣質素影響評估提出司法覆核，又為大橋建設加上一道法律障礙。不僅如此，有專家估計，司法覆核、上訴等法律程序會令工程成本至少增加二十個億。

一紙訴狀就平添了二十億的支出，令人咋舌。港珠澳大橋對三地融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筆帳是誰都能算得出來的，所以，在內地，很多人不解：為甚麼這樣一件眼見的好事，會出現那麼多的阻撓？

困惑源於思維定勢。在很多內地人，尤其是官員看來，上馬大項目，是一地乃至一國的公共利益，是事關未來的大事，領導一聲令下，所有各方，包括司法程序全力配合，效率之高，鮮有匹敵。但是，對那些動輒被稱為惠及萬民，乃至子孫萬代的工程受到的質疑，則全然不顧；在運作過程中的監督，更是拋諸腦後。

時至今日，香港諸多優勢已逐漸淡化，但是無論內外，對香港賴以有序發展的法治環境，則隨着時間的推移，內地仍是遠遠不及。高等法院在宣布朱老太勝訴的同時，亦強調如環保署頒布新的環評報告，能反映工程的環境影響，署長可決定是否批准工程動工，毋須經法庭裁定；而敗訴的環保署也能壓下心中惱怒，當即表示會依足法律程序辦事。

司法覆核的背後，不排除有政黨操縱，而環保署的上訴結果也需等待，但整個過程卻提供了一個如何通過法律程序，處理好政府決策與市民利益及辦事效率等關係的範本。依法辦事的口號，在神州已叫了很多年，但行動上卻有太多令人詬病的地方。如何在決策與運作過程中，不至於令依法辦事陷入葉公好龍的結局，有太多需要改變的地方，其中權力的自負與濫用，是顯而易見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