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情：小氣候：簽證自主從來欠奉

華叔病逝，特區政府最高領導的政治家，發表異乎一般官式悼詞的「長文」，評價華叔一生，讚揚他「致力推動民主發展」，最後貢獻正是「支持二○一二政改方案，力爭黨友及市民認同，政改方案通過，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司徒華先生功不可沒」。

相對於政治家動員管治團隊落區展開「起錨」行動，向市民催谷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效果卻適得其反，華叔在病中為白鴿黨的政改改良方案背書，押下個人累積的政治資本，力拒「五區總辭」，讓面臨破局的政改方案絕處逢生。從這個層面出發，政治家這篇非一般的悼詞，大力推崇華叔對二○一二政改一役的貢獻，可謂其來有自。但政治人物搶佔民情感傷高地，以「個人化」情緒取代政治理性，操作稍過火位，不但惹來政治抽水的質疑、責難，更隨時自設施政謎題，陷入進退兩難困境。

兩名前八九學運領袖王丹與吾爾開希要求特區政府發給入境簽證，來港出席華叔的喪禮。這兩天，事態伴隨治喪安排迴盪，特區政府是放行、抑或拒絕兩名前學運領袖入境，成為考驗特區入境政策自主性的敲門磚。

事實上，普天之下，任何地方政府只有執行本國統一的入境政策的權力，並不存在任何自主性。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居民享有出入境自由，卻不等同特區政府享有發出入境簽證的自由，這關係到中央政府的外交事務範疇。就算在前朝英治年代，港英政府亦必須服從英國政府的指示，對主要是來自共產國家的旅客，實施嚴格的入境簽證限制。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一向收緊台灣官員的來港簽證，台灣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總經理換人，簽證拖上一、兩年才發出已成慣例，直至近年兩岸關係轉暖，特區政府才跟着走，放寬對台灣官員訪港的簽證批准。單此事例，足可凸顯特區政府的入境政策，從來都是見風轉舵，不存在所謂的自主性。

明白這個政治現實，保安局局長光叔日前回應有關應否向兩名前學運領袖發給來港簽證的言論，表面上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卻是「看門口」政治官員只有集體、並無個人好惡左右職責決定的寫照。光叔在此事做了醜人，政治家「感性」先行，唱盡與民情同一脈搏的白臉，黑臉盡歸對香港特區入境政策擁有絕對指導權的宗主國。畢竟，另一前八九學運領袖李祿能夠「榮歸」故國，在於致力從商，行為符合國情，與同屬流亡海外，繼續從事民運活動的前學運領袖，身份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