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對公務員好，因為要靠他們治港。港英時代，英國人派來香港的人，連同特務也只有幾百人，便能管好香港，這個數目遠少於中聯辦的人，還未計今日仍坐在中聯辦辦公室裏的中央幹部。故此，公務員對英國人很有好感，經過英國人幾十年培訓，對英國的價值觀自然非常接受。

回歸後，董建華家長式的作風及手段，在公務員裏受到一定的對抗和反彈，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就是例子。董建華施政近八年，全港公務員就像發了一場噩夢，於是能退休的都退休咬長糧去，剩下的則再無鬥志，抱住少做少錯的心態熬日子，有機會還順便搞些破壞。經此八年，公務員工作效率大跌，更嚴重的是，有能力的公務員都另謀出路，下面不夠料的公務員接不上，公務員系統便出現巨大斷層。我相信，這個斷層還會存在一段長時間，英國人留下來最寶貴的一台機器，就這樣被拆散晒。

還有○二年引入的高官問責制，大大加深公務員與外界文化的摩擦，令公務員惴惴不安。○八年再來一套副局政助班子，兩股不同文化的摩擦面進一步擴大。公務員的效率及穩定性已受到嚴重衝擊，未來十年都會處於這種動盪階段，根本不可能再做出好成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