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從一九五○年代實施戶籍制度，將人民分成城市人口及農村人口，不能隨便遷移。雖然在改革開放後，將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可以進城打工，但他們必須辦理類似良民證的「暫住證」，否則就會像流浪者一樣被無情「收容」，被當作外國偷渡犯一樣被粗暴遣返。中國人在自己土地上工作還要辦理甚麼暫住證，從境內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簡直比移居外國還難，這不是太荒謬嗎？

在我魯迅看來，戶籍制度是萬惡的，是中國的種姓制度，是二十一世紀的奴隸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人生而不平等，城市人生來就享有低保、醫療、就業、退休、養老等權利，而農民沒有；同樣的高考成績，農村學生可能名落孫山，城市學生則可以考上重點大學；農村缺乏醫院健保設施，農民生了病，大都只能等死；農村孩子到城市上學，要交巨額贊助費用；農村人只能做城市人不願做的工作，他們被限制從事某些職業，譬如部分城市的士司機只能由當地人來做。戶籍制度製造的不公平不可盡數，它建基於對農民的歧視、掠奪及壓迫之上。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同樣體現了對農民的歧視。城市每二十四萬人口分配一名人大代表，農村則是九十六萬人口分配一名人大代表。所以，儘管中國農村人口大大超過城市人口，但在全國人大這個最高權力機關中，農村的人大代表權卻少於城市的人大代表。而且，所謂農民代表，大都是地方官員或企業家，真正農民身份的代表屈指可數，當局所謂關注「三農」問題，總淪為口惠而實不至。

沒有遷徙自由 哪有尊嚴可言

鄧小平一九五三年在關於《選舉法》草案的說明中承認，「這些選舉上不同比例的規定，在某種方面來說，是不完全平等的」，足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一句空言。最近，中央領導人承諾要讓人民活得「更有尊嚴」，但是，如果人民連遷徙的自由都沒有，哪有尊嚴可言！

我希望，在北京開會的代表們真正履行自己的職責，為人民爭取天賦的各種自由，而不是被動等待執政者的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