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於今年「六四」期間在立法會上回應議員提問時指，今日的國家更加好，證明「六四」的事有了好的結果。此話一出，惹來部分市民強烈反響，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是曾蔭權強調結果重要過手段和過程。按曾蔭權的邏輯，只要能達到目的，而結果又是好的，便可以不擇手段了。這與香港人一向認為手段和過程重要過結果的價值觀恰恰相反，背道而馳。
香港人見到特首的價值觀與他們相反，當然會要求下個特首要由自己選出；對現時這個價值觀與自己南轅北轍的特首，亦會更小心監督其一舉一動，還會要求增加透明度。於是，香港人要求民主、透明度，又造就了更多反對派議員當選，因為他們需要反對派議員來監督政府。
我們從以上例子看到，香港政局擾攘紛亂，真正觸動市民神經的，其實就是一個深層次的價值觀衝突。可能市民的腦袋未必意識到，但隱藏心裏最底層的潛意識卻如影隨形，內化的價值觀一旦被衝擊，出於本能的抗拒心理，便會通過行為反映出來。我們平日看到政治上的爭拗衝突、社會上的分裂對抗，例如對政府不信任、要求民主、追究高官問責等，表面上都由某些政治事件引起，實際上卻都是由這種深層次的價值觀衝突所觸發。
就像地殼下面有兩股不同的熔岩流相撞擊，地面上感受不到大震動，以為相安無事；但只要地殼出現一道小小的裂痕，熔岩便會如火山爆發般迸發而出，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