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中國應急管理高峰論壇」發言時幾度哽咽，不少與會者為之動容，受到極大震撼。任玉嶺披露，為了應對突發事件，地方財政不斷加大公安的投入，以湖南為例，每人增加了四千元經費，卻是擠佔了三農和教育開支。任玉嶺提出，切忌以管代替一切，更要防止以暴易暴，堵截上訪只能愈演愈烈；縮小收入差距，推進均衡發展，是減少應急事件的重要條件。任玉嶺可謂一針見血。

徒勞無功 激化矛盾

近年中國政法機關力量空前強大，武警人數與裝備不斷提升，公安局權力與職能急劇擴張。而各地制訂的所謂應急管理方案，更多像是鎮壓方案，怎麼樣對付民眾聚集，怎麼樣對付媒體，怎麼樣打擊領頭者，怎麼樣應對國內外相勾結，應急管理失去了原有意義，而這些措施並沒有根本性減少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

實際上，以上訪民眾為主體的弱勢群體近年來反體制的情緒愈來愈激烈，對政府的信心愈來愈淡泊，反抗的手段也愈來愈極端，類似自殺、爆炸、自焚等極端事件也層出不窮。某種意義上，中國政法機關已經視這些弱勢群體為破壞勢力，這從京奧和今年「十一」安保中清晰可見，當局動用了無數警力來監控這些弱勢群體。

從來沒有政權能靠暴力維持長治久安，政府對民眾的壓力有多大，民眾的反彈力就有多大，以目前態勢，民怨長期積壓而得不到疏導，爆發威力將相當驚人。

實際上，中國之所以發生如此多、如此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是政治上出了問題，即社會利益分配機制出現問題，特別是執政當局代表權貴集團的利益，踐踏與蔑視弱勢群體的利益，具體表現在貧富分化、吏治不清、司法不公三大方面。當局如果不從源頭上解決問題，任何應急管理都是徒勞無功，只會激化矛盾。

嫌貧愛富 問題根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急劇分化，利益也多元化，在這博弈過程中，中共作為執政黨到底代表哪個階層的利益？又是替誰說話？這是中共執政認受性的重大考驗。江澤民當年提出中共是最廣大人民的代表，這實際上是將問題模糊化，並未解決根本問題。很多官員打着為人民服務的旗號暗度陳倉，官商勾結，事實上與權貴階層結成政治同盟，共同盤剝老百姓的利益。

任何一個政黨都只能代表一個階層的利益，中共卻要搞全民黨，將各階層一網打盡，但在政策制訂上卻形左實右，官員也是嫌貧愛富，這也是中國諸多問題的總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