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我在《湘江評論》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其中有一段：「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

我又說：「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裏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着『賽因斯』（科學）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

民主民主，中國要實行民主，首先要經過億萬農民這一關。農民要求不高，他們只說：「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他們心目中的民主就是「當官為民作主」。要實現民主理想，首先就是當官的必須正直、無私、像樣。「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注意！我強調的是「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十多年來所謂「三個代表」論的「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被少數官員「代表」了，人民還有甚麼利益？不要以為文字語言上動聽漂亮就對，實際是偷天換日，給貪官污吏鑽了空子肆意妄為。

心急吃不了火燙熱番薯

又有人說：「民主就是普選。」這也是陳腔濫調。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接受英國記者貝特蘭採訪。他問：「共產黨不是主張普選制的嗎？」我答：「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徹底的表現民意，臨時國民大會是一種過渡方式，因為在緊急情況下不許可從容的選舉，目前也沒有保證選舉出於民意的條件。此時求其能夠比較的代表民意，還是依照孫中山先生在世時候的主張，由政黨軍隊與民眾團體各自推出代表的好。這種辦法，當然與普選制有區別，我們一定要達到普選制，這個辦法是到普選制去的橋樑，然而它是當前比較最好的辦法。」

世界上甚麼事物最好？我們眼中共產主義最好，但要奮鬥幾百年上千年才能實現。普選制很好，也等幾百年上千年才推行吧！心急是吃不了火燙的熱番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