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很難以置信，甚至看來風馬牛不相及，但獻身文藝四字，的確曾經是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不少年輕人的普遍想法與願望。

那是個美好而浪漫的時代。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在年輕人圈子裏影響深遠，不少年輕人組織各種文社與文學研究會，新文學運動興起，年輕人被現代文人既西方又新潮的生活方式與品味吸引，紛紛模仿膜拜，把文學作為生活理想。沒錯啊，我們的確曾經有過這樣夢幻般不可能的時代，而那時候年輕人對文人的膜拜，比起現在對偶像明星和所謂潮流Icon的仰慕，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歐梵在《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裏刊登了兩篇當時文學雜誌編輯收到的年輕人來信，其中一封寫「我是20歲的青年……我不敢說對文藝有研究，可是我很愛文藝，打算獻身於文藝。因此請求先生指教我……」像這樣的信件，那時候任何一位能稱得上文人或者文藝雜誌編輯的，每天都會收到無數封。那麼單純，又那麼熱血，如今回看，已成唏噓的絕響了。

如今我們已經沒有年輕人再願意獻身於文藝，因為裏面沒有革命、沒有成敗，連壯烈犧牲的機會都不可能有，就只有緩緩被吞噬的平靜而已。咱們的年輕人，獻身網絡、獻身八卦雜誌、獻身於一脫成名的娛樂圈，甚至獻身於更多不該獻身的，把青春葬送，讓自己的可笑與無知成為報章雜誌上的見證，讓自己一輩子孭着這污名，也不願把人生貢獻在較有意義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