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兩則有關人民幣的消息，勾畫出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姿態。一是印尼與中國簽署一百五十億美元貨幣互換協議，是全球已有人民幣互換協議的二十多個經濟體後，新增的一筆額度；另一是台灣央行行長彭淮南公開表明，人民幣已納入台外匯存底中，儘管未透露具體比重，但在特定政治生態裏，已具特別意義，可以推測有關比重將是一個可變量。實際上，在台灣開展人民幣業務後，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存底，不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當地就儲備人民幣的討論，表露的客觀態度。輿論認為，不論是面對美元或人民幣，新台幣本來就是弱勢貨幣，所以即使是以買賣人民幣來調節匯率，透過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仍可達到改變新台幣兌美元匯價的目的。並強烈主張，將以美元為中心的匯率政策，轉化成人民幣與美元並行的雙軌機制。這是制度性的躍進，有迹象顯示當局正在這麼做，以冀打拚人民幣離岸市場。

台灣所做的與印尼貨幣互換相比，是更高層次的開拓。當前國際多個金融中心在力爭拓成人民幣離岸市場，台灣不例外有此意向，預期得到內地的特別關照，爭先的姿態甚而不惜推動制度改變。這對於被喻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香港來說，是一面鏡子，強烈地照出香港的似熱還冷，坐等機遇降臨的被動心態。如此下去，在打拚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競跑中可能輸掉。

上述台灣理念有兩點，堪使本港借鑑。其一，承認貨幣弱勢。新台幣相對美元自當認弱勢，即使相對人民幣，也未到其因政治自大而拒認低威。擺正了強弱地位，才能找到恰當相處之道。港元同理亦為弱勢，並有逐漸邊緣化的苗頭，是不可否認的現實，但港府就是死要面子不認事實。即使《基本法》規定法定貨幣，也不意味港元不會弱勢，當局的看法可能阻滯其最大限度利用人民幣國際化機遇。

其二，政策為利而改。窺準人民幣的利好，立即有意政策轉軌，向人民幣靠泊，好處是讓內涵性的制度，跟上拓展人民幣的需要，同時讓人民幣匯率發揮調節功能，以利於經貿。香港也在做人民幣業務，主要是在額度上打轉，就像其他簽署貨幣互換的經濟體，停留在一般貿易結算或有限的業務上。香港外匯基金雖就人民幣投資撤去上限，但外儲比重若沒有重大制度改變，也只是「有限」之譜。受聯匯制度制約，香港不會像台灣般作雙軌制或脫鈎構想，或者因這些局限，而致本港日後離岸市場的壯大落於人後。

港元孭着法定貨幣及聯匯制度兩大包袱，從未作任何改革設想，以便更靈活地把握機遇。令人懷疑，這種缺乏變通的狀態，除了被動發展，例如內地給幾多額度就做幾多生意，能否適應人民幣加速國際化產生的商機，取得更超越的發展優勢跑贏對手？顯然未敢作這樣的奢望。在海外熱切開拓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時候，上海自貿區又誕生了，眼看離岸金融的競爭，近身離身的一齊殺到，香港一味被動發展又怎能鬥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