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的超高薪酬及花紅，在信貸危機及金融海嘯爆發以來，一直是眾矢之的。這些金融業巨頭，為着本身利益，採取極為冒險及不負責任的經營手法，不單令金融市場陷入危機，更拖累經濟滑向衰退。由於利益大部分落入金融業巨頭的口袋，冒險的成本則由整個社會來承擔，自然難以服眾。可是，要找出一套規則來限制他們的薪酬，總是說易行難。

事實上，要劃定一個薪酬及花紅上限，難免會被批評為過於隨意，究竟標準何在？為何只針對金融業，而其他行業卻﹁逍遙法外﹂？似乎很難自圓其說。另一方面，靠金融機構自律，又或加強股東監察，相信亦難起作用，因為股東及管理層在追求短期利益時，往往立場一致，內部制衡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因此，要限制薪酬及花紅不致脫離現實，必須有一套獨立及可以衡量的標準，現實不難做到。

各國政府與其針對何為合理薪酬爭論不休，不妨換個角度想想，無需為薪酬及花紅設定一個硬指標，取而代之的是你有能力賺到錢，當中不涉及過度冒險的手法，又沒有為社會帶來額外風險，要收取多少酬勞悉隨尊便。換言之，把薪酬與花紅維持在合適水平，是果而非因，與整體的金融業監管連成一體。

簡單來說，就是從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開始，嚴格控制其冒險的空間。金融機構必須大幅提高自有資本，這樣便可以降低經營槓桿，減少資產規模，萬一有損失亦有能力自行承擔。此外，禁止金融機構大量利用「帳外」工具，即是一切業務均要被納入資產負債表內，風險較容易監察，像以往把次按貸款打包出售的取巧方法，絕對不能接受。這些只是一部分例子，措施還有很多，前提是防止金融機構資產過度膨脹，不可把風險隱藏，機構的規模亦要降低，股東及債權人必須全盤承擔經營不當的風險，只要符合這些標準，管理層從中獲得多少酬勞，可由市場決定。

德國、法國及英國提出的建議，基本上是朝着上述的方向發展，可惜力度明顯不足；至於美國，仍然是愛理不理，似乎無意進行大手術，改革的決心令人懷疑。隨着金融海嘯開始淡化，金融機構最希望「一切如常」，超高薪酬及花紅故態復萌，時間已經愈來愈緊迫，G20集團必須抓緊改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