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的建議，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那些獲「問題資產拯救計劃」援助的企業，包括金融機構及幾家大車廠，按受資助的規模，規定五位高層管理人員及二十位高薪僱員的花紅或獎金，不得超過總薪酬的三分之一。同時，奧巴馬亦委派了一位「薪酬沙皇」，負責審查這些企業的薪酬方案，並有權否決。

第二部分建議針對的範圍相對廣泛得多，理論上適用於所有上市公司，主要由證券交易委員會負責，根據名為《Say on Pay》的方案，股東有更大話事權。將來只有上市公司的獨立薪酬委員會，才有權聘請顧問釐定管理層薪酬，以免出現利益衝突。此外，管理層的薪酬、花紅及離職補償等，亦需要股東投票認可，意味着股東有更大權力，阻止管理層為一己私利做出不負責任的冒險行為。

針對獲政府救助企業的限制措施，最容易執行，因為政府持有這些企業的股權。可是，這些限制無論怎樣嚴厲，受規管的企業數目十分有限，而且容易逃避。事實上，多家華爾街大行要求償還政府的貸款並獲批准，明顯是不願薪酬福利受到掣肘，希望盡快回復自由身。至於那些繼續要政府救助的企業己元氣大傷，也搞不出甚麼新花樣。

因此，要防止企業管理層重蹈覆轍，看來還得靠股東制衡。不過，類似的股東話事權安排，早在多年前已於英國實行，結果還是防止不了危機爆發，在美國實行時會有分別嗎？歸根究柢，股東對管理層的薪酬看似有最終決定權，實際未必懂得分辨，畢竟風險與回報並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再者，更為關鍵的可能是股東未必會反對追求短線利益，如果他們同樣獲得可觀回報例如股價上揚，成為既得利益者，結果可能會贊成管理層冒險，情況就如同金融海嘯爆發前一樣。

其實，企業管理層甘心冒險，固然是為了本身的利益，但市場監管鬆懈，讓那些謀取暴利的不負責任交易有機可乘，同樣難辭其咎。一旦爆煲，股東及管理層的損失，相對於社會付出的經濟成本，根本是微不足道。因此，要避免危機重演，就要有嚴格的市場監管，尤其不要讓企業坐大，變成「大得不能倒下」的怪獸。當所有企業都不是非救不可，冒險的機會成本增加，限制管理層薪酬的措施才會收效，不妨看看奧巴馬還有甚麼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