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畢節市四名兒童喝農藥致死事件得到總理李克強批示後，地方政府對此事的處理驟然間積極起來。貴州省政府發出指示，對全省留守兒童進行摸排調查，畢節市也對相關負有管理責任的官員進行了處分。

周而復始 沒有進步

這是地方政府在災害事故處理中的統一模式，一般當某件事發生引起輿論關注，特別是得到領導批示和指示後，地方政府才會重視起來，然後是運動式的治理。這種處理方式周而復始，卻沒有一點進步。若事情沒有受到關注和領導批示，哪怕再慘烈，有關官員也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這不是一種出於對生命的真正重視，不過是在高壓下被動的應對輿論和領導而已，因此，只是做一些表面工夫。比如，一二年多名兒童凍死之事發生後，當地政府也曾興師動眾對轄區內的流浪兒童進行了摸排調查，並成立六千萬元救助基金，可是救助基金是否發揮作用，或者是否有這基金，也只有政府自己才知道。

在四名兒童喝農藥致死及總理批示後，筆者兩次上畢節地方政府的網站查看有關消息，結果甚麼都沒發現，網站上有的只是地方領導的新聞，或是地方的一些大事。由此可見，多年來形成的一個慣例是，如果是在自己轄區內發生的壞事，哪怕全世界都知道，但地方卻湮沒無聲，好像這事根本不存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形成的事故處理方式，哪怕事故再多，都不會有進步。

從媒體披露的一些細節來看，四名兒童之死與早先報道的貧困無關，而更多的是因為感覺到缺少家愛，從他們留下的遺書已經很明顯地感覺到了。遺書寫到：「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十五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讀來令人感到震慄。我想，人們之所以對這起事件傾注極大關注，除了四名兒童喝農藥致死本身所呈現的殘酷性外，這封遺書也有很大關係。因為人們從一個十三歲孩子的遺書中看到，父母之愛的缺乏，會對兒童產生多麼大的摧殘力。

從這個角度看，四名兒童之死要歸咎於家庭因素，但兒童是不明白父母之愛缺乏背後的社會因素的。並不是每個父母之愛的缺乏都有很強的社會因子，但顯然，在這起悲劇中，不能無視社會因素所起的催化劑作用。假如學校早發現他們的心理變化，並輔之以心理疏導，或許悲劇就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