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錢理群曾有一句話被內地廣泛引用，即內地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用他的話說，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大概在錢理群看來，內地大學早已失去了五四時期那種為民族利益、國家前途而呼而奔、進行抗爭的血性和精神。

錢理群所批評的這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其實用一個更耳熟能詳的詞來稱呼，就是「犬儒」。在實行市場經濟二十多年後，內地知識界已普遍犬儒化，犬儒化並不單是說知識分子很世故，只知埋頭賺錢，而喪失了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批評職能。現在他們也批評，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批評最活躍的時候，但是，這種批評有一個特點，用民間的話講，是柿子揀軟的捏，只批評比自己弱的，或自認為安全的，一旦判斷這種批評會為自己帶來安全問題，便在公共場域失語。這在柴靜一事上表現得最明顯。

柴靜的霧霾片引發內地自由知識分子的大分裂，它的教訓之一，就是在公共言論空間，如何行使批評權。一部分批評對柴靜持誅心之論，用一些細枝末節或無關緊要的東西對柴個人進行大肆攻擊，而完全不去討論霧霾本身的問題。這當然不是說柴靜不可批評，但這個批評應該是對事不對人，即使是對人，也應該是批評她已經表現出的言論觀點行動，而非用捕風捉影的事情做歪曲批評，這樣的批評已經淪為人身攻擊和誹謗了。之所以會有這種批評出現，大概覺得對柴靜做誅心之論很安全，同時又可凸顯自己的道德高地，顯示自己的「勇敢」。

直接推動事情改變

柴靜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她是一個行動者，所以，她用一年時間拍的霧霾片，與其用一個知識分子的標準去要求她，不如用行動者的標準去要求她。換言之，對柴靜，不能苛刻她在片子中談了甚麼、沒談甚麼，而是看這部片子所起的社會影響。它已經重新喚起了人們對霧霾和環境的關注，更喚起了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和行動。

內地缺失的不是批評，而是行動，當然，也可以把批評推動社會的改變視作行動，但後者畢竟是間接發生作用的，而行動則是直接推動事情的改變。如果有更多像柴靜這樣的公眾人物投身於一個個行動中，內地社會的變革可能就會提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