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輿論最近因前央視記者柴靜而分裂，大家都以立場和個人好惡劃界，或挺柴或反柴，將一個本來可以延伸的公共話題變成了針對柴個人的爭議，甚至因此原屬同一陣營的人也弄得關係很僵，這可以看作柴靜的這次調查而非霧霾本身觸動了許多人的神經。

無論挺柴還是反柴，實際背後隱含的是以對政府的態度來劃界的。具體到霧霾這件事上，就是霧霾到底是誰製造的，是企業還是政府？反柴者多半認為柴靜在調查中迴避了這一問題，沒有批評正是現行體制才製造了中國大面積的環境破壞。

我在上篇文章中談到，大面積污染的出現，是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痛苦階段。一些人反駁道，中國是後發國家，理應吸取西方國家在工業化中的教訓，如果仍出現當下內地這樣的環境污染，就不能僅僅歸於工業化的問題，而是一黨體制的問題。

若孤立地看內地，這種看法當然正確，可是放諸全球，就會發現並不是這樣。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都很嚴重，而它們大都實行西方民主體制，其中印度是這方面的典型，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污染程度不亞於北京。

所以我認為，環境污染可能跟一個國家實行的體制沒有很密切的因果關係，換言之，不論實行何種體制，在一定階段都會出現環境污染，不能說只有專制體制才會有環境污染，民主體制沒有。

其實這也好理解，無論實行甚麼樣的體制，首先需要保證人吃飽、富裕起來，而從人類的發展經驗來看，至今尚沒有找到一條在吃飽過程中不伴隨環境污染的發展道路。內地曾試圖要走不一樣的路，但失敗了。這當然有政府的短視在內，但恐怕也基於人口膨脹導致的就業壓力和技術約束。

環境治理雷大雨小

兩種體制對待污染的區別，應該在吃飽到吃好這個階段，即在初步富裕起來後，如何對待污染問題。在經歷了大面積污染這個「必要的惡」之後，民選政府基於選票壓力，會去開展認真的環境治理，無論倫敦還是東京，最後都是通過嚴刑峻法以及強大的公民環境運動，才徹底治理好環境。而非民選政府沒有選票壓力，只能來自上級政府尤其是高層的壓力，可高層不能整天關注環境污染，地方於是基於各種考量——當然也包括私利，在環境治理上雷聲大雨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