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最高檢近日對馬樂利用未公開訊息交易案，向最高法提出了抗訴，由於由最高檢出面抗訴的案件極少，加之在內地強調法治的背景下，此事引發輿論關注，也使得對法律不了解的人產生誤解，以為兩家政法機關在對抗。抗訴在內地的法律語境中，本是檢察機構依法行使的一項法律監督權，它指的是當檢察院對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認為確有錯誤時，依法向法院提出重新審理的要求。就該案來說，最高檢抗訴的理由是認為該案終審裁定法律適用錯誤，導致量刑明顯不當。

檢察院行使監督職能

馬樂利用未公開訊息交易案，調查查明，在馬樂擔任博時精選股票證券投資基金經理期間，先於、同期或稍晚於其管理的博時精選基金帳戶，買入相同股票七十六隻，累計成交金額人民幣十億餘元，從中非法獲利一千八百多萬元。犯罪持續時間之長、交易股票之多、交易金額之大，都創下了紀錄。對此，馬樂也承認了犯罪行為。此案由深圳中院一審，廣東高院二審，由於現有法律未有對此類案件「特別嚴重」規定，一審認定馬樂的行為屬於「情節嚴重」，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並處罰金一千八百多萬元。深圳市檢察院認為一審判決法律適用錯誤，量刑明顯不當，提出抗訴，二審維持原判，這才有了最高檢對最高法的抗訴。

有鑑於此，最高檢的抗訴也引起部分人的誤解。我認為，比起抗訴來，對抗訴的誤解更值得琢磨。產生誤解的緣由，不外乎以下兩點：一是望文生義，以為有個「抗」字就是對抗之意；二是由最高檢發出的抗訴極少，檢察院給人的印象一般是重公訴、輕抗訴，重配合、輕監督，特別是後一點，檢察院和法院辦案講究彼此配合，如果檢察院抗訴，就是不給面子，使別人以為兩家單位是不是在鬧矛盾，而忘了抗訴本是檢察院在行使監督職能。

然而，有些案件不僅關係到當事人利益，還具公共意義。比如本案就關係到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任問題，通過此案的公正判決來維護證券市場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想必也是最高檢決定抗訴的出發點之一。

只要按照法律程序，抗訴就是好事情。中國人習慣私下協商解決，但這不是法治社會所希望的。因此，這次最高檢向最高法抗訴，不論最後的判決結果如何，它都有助於維護法律尊嚴和法治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