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近日出席政協常委會,並就反腐脫稿講了一個多小時,引發內地輿論關注。不過,輿論焦點集中在王出席政協常委會本身及他關於反腐「永遠在路上」的回答,對他所提的政協應多涉及政治建設的議題卻注意不夠。與前者相比,這個建議更具制度意義,也是王破例出席此次政協常委會作反腐敗報告的動因。

政協在中國既是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理論上,中國內地是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國家,一黨就是中共,多黨是八個民主黨派,政協作為八個黨派和其他無黨派人士參政的平台,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實際所能起到的作用相當有限。

政協有三大職能,即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政協的作用主要通過這些職能來體現和實現。政治協商是政協首要功能,也是其存在的基礎,其他兩個職能是這一職能的擴展和具體化。儘管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闡述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建設時,提出了「協商民主」的概念,並認為要搞好協商民主首先要把政協這個平台做好,但實際上,在政協的三大職能中,政協和其他民主黨派真正能起作用的,還是其參政議政,即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或其他形式,就一些重要問題向中共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其他兩個職能,只是形式而已。

積極主動 有所作為

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受制於政協本身的職能和結構,及中共對它的重視程度,但也與政協主席的作為有直接關係。若政協主席不想讓政協成為各方精英人士拍拍手或發發牢騷的地方,而有所作為,還是可以做到的。自第五代領導集體中的俞正聲主掌政協後,相對其前任,在推動政協和政協委員履職獻策方面,更積極主動,俞正聲其中一個「發明」,就是創設了「雙周協商會」,而且每次都親自與會,聽取政協委員發言。

不過,無論是專題協商、對口協商還是雙周協商,正如王岐山所言,「感覺政協委員在經濟方面提案分量很重,涉及政治建設的略少」。這確是政協參政議政的一個缺陷。原因一是在於中國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協許多委員都是商界人士,談經濟是他們的強項;二是因為談經濟相對安全,而政治議題則比較敏感,能不去觸碰的就不去觸碰,這已經內化成了多數政協委員的「自覺」。這樣一來,就不免背離了政協的宗旨和性質。

這不能怪政協委員「膽小」——雖然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問題還是出在中共,說到底,中共需要的是一個幫忙而不添亂的政協。所以,要政協更多提一些政治議題,在制度建設上多一些關注,關鍵還取決於中共是否有這種「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