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改革開放後最明確提出新權威主義其實是在一九八八年，這次思潮的興起，說到底就是為趙紫陽的改革提供政治綱領和基礎。隨着趙紫陽下台，這股新權威主義思潮自然無疾而終。有趣的是，曾經是當年新權威主義的領軍人物，最近再次展開相關的討論，而最大的不同是，這一波新權威主義的興起是為習近平張目。

強人政治 鞏固權力

上海學者蕭功秦日前表示，新權威主義是非西方的後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殊政治形態，是「非西方後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作為議會民主政治的反向運動而形成的、具現代化導向的強人政治」。他認為，鄧小平的道路其實就是新權威主義道路。江澤民和胡錦濤繼續了這條道路，並迎來了中國經濟的起飛。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從政治學上說，就是新權威主義體制為現代化的持續推進提供了政治穩定與政治體制上的保障。

對比上一次的新權威主義討論，蕭功秦認為，這次有更多改革開放實踐的事實支撐，情緒化因素減少，理性因素增加，人們考慮這個問題時更為理性，更心平氣和。同時，也有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失敗的教訓，包括索馬里、突尼斯、利比亞、埃及、烏克蘭和泰國。

當前，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論者，認為它至少有如下功能：第一，矛盾化解和控制功能。新權威主義的鐵腕對矛盾的井噴具可控性，起到延時作用，從而為改革贏得時間，通過結構性改革來化解社會矛盾。第二，轉型動員與轉型槓桿功能。後發展國家的市場經濟不可能自發產生，必須要有一隻強而有力、看得見的手，去創造看不見的手，新權威主義就是創造看不見的手之看得見的手。第三，社會財富再分配功能，避免市場經濟造成的兩極分化。

在研討會上，蕭功秦指出，鄧小平是新權威主義1.0版本，習近平新政是新權威主義2.0版本。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新權威主義的黃金時代到來了。

筆者預料，新的新權威主義為習近平的權力鞏固提供理論基礎，而習近平的權力和政治強勢也為這一思潮提供較大的發展空間。真正的考驗是習近平對改革的推動及能否收效，如果習近平遭遇滑鐵盧，恐怕以後新權威主義就會在中國絕迹；一旦習近平的改革有所進展，哪怕是一小步，中國恐怕是至少再集權十年，要等習近平之後再推進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