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的維穩成本就高達三千多萬元，一個省乃至全國的維穩成本又是多少呢？據今年兩會上的國務院預算報告，去年中國公共安全方面的財政支出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增幅已超過國防開支的增幅，總金額亦逼近後者，高達五千一百四十億元人民幣。

近些年來，內地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惡性循環。很多類似廉江這樣的城市，擴大編制增設維穩辦、綜治辦等機構，將警察武裝到牙齒，不斷擴大拘留所、收容所、精神病院，只要進入敏感時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規模動員，各個部門齊上陣，盯死看牢那些上訪人員，以為這樣便可以平安無事。

其實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很多上訪人員雖然暫時被政府用暴力手段所阻，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有機會，這些上訪人員、維權人士便會四處抗議。從最近幾年看，內地不穩定因素從個體向群體轉變、從地方向首都轉變、從境內向境外轉變、從和平方式向暴力方式轉變。

以錢維穩 捨本逐末

弱勢群體從單個的反抗，逐漸走向聯合團結的反抗，對政府產生巨大的壓力。由於很多人在國內上訴無門，無法伸冤，便從境內走向境外，他們最初在北京向美歐各國駐華機構遞交上訪信鳴冤，繼而到香港示威，現在更跑到聯合國告洋狀，行動步步升級。

而且很多弱勢群體的抗爭方式亦從過去的和平走向暴力。從楊佳刺殺上海公安，到遼寧的楊義斬殺拆遷指揮，以及湖南永州朱軍亂槍掃射法官，暴力潮一波接一波，這些兇徒作惡之後，不僅沒有受到民眾的譴責，反而得到一邊倒的喝采，這些喝采聲折射出民心向背的變化。

中國社會出現動盪，關鍵是當局的執政思路出了問題，尤其是利益分配、機會平等等方面偏向既得利益階層。而現有維穩思維的最大誤區，就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不從根本上解決利益失衡與社會公正機制問題，一味以穩定為名壓制老百姓合法的利益表達方式，使矛盾積聚，衝突擴大，社會更不穩定。

要真正實現長治久安，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使法治成為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的長效手段；建立利益分配與表達均衡機制，為社會不滿情緒的宣洩提供制度管道，創立機會平等、公正公平的社會。這種以錢買穩定的方式，歸根究柢是捨本逐末的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