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成這項共識，雖然對中國學者和輿論來說似乎順理成章，但了解中日關於歷史問題糾紛的人都知道，兩國要就此達成共識，並向民間公布，應該頗不容易。

兩國學者分歧不少

筆者○四年中曾訪東京的日本亞洲歷史博物館，與研究人員探討中日戰爭。令人吃驚的是，在南京大屠殺等看來證據確鑿的問題上，日本學者卻有不同看法。比如，針對中國媒體廣為傳播的一張日本軍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砍殺中國戰俘的照片，日本學者指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一九三七年隆冬，照片上無論是被殺的中國戰俘還是行兇的日本軍人均身着夏裝，顯然這張照片不能作為證據。

另外，日本學者拿出一厚疊當年日本駐瀋陽領事館給日本外務省的密電，報告日本軍人在南京的「違紀行為」，而日本陸軍軍部也有內部指令，要求「糾正」這一行為。故在日本學者定義裏，南京大屠殺充其量不過是日本軍隊佔領南京後的「違反軍紀」行為，一如○三年伊拉克戰爭後美軍的種種違紀行為。同時，日本學者還將其與納粹屠殺猶太人作比較，認為日軍在南京的行為不是系統的屠殺中國民族等。

凡此種種，令人感到日本學界慣於以細節迴避應該承擔的道德勇氣，但中日有關戰爭歷史的交鋒中，中方往往拿不出精確的細節、數據和各種材料。必須承認，這一點來源於中國民族性格的相對不嚴謹。雖然這無法掩蓋南京大屠殺的性質，卻使交鋒過程增添不少困難。

專注細節、慎下結論是日本民族的特點，也是日本學者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但撇開這一點，在歷史問題上的模糊，日本民族性格卻非主因，而是二戰後在美國統治下，由於其東亞抗衡中蘇的意識形態戰略需求，故戰後日本沒有完成在精神層面上對明治維新以後戰爭歷史的徹底清算和反思，這在一個民族的精神史是很大的缺陷，對其未來發展也是一個障礙。

達成共識值得關注

戰後，日本民主機制得到較完善發展，但大多數國民的歷史觀卻依然模糊甚至錯誤，這卻不影響日本人多是和平主義者，故不能推斷日本必然再次走向侵略的結論。中國作為受害國，由於政治原因，許多歷史闡述也不完全準確或正確。而中日正在經歷兩國史上首次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卻不容人們在過去的歷史上爭吵不休。這就是中日共同研究小組的來由，亦即讓歷史學家們去爭論，而不讓歷史分歧毒化了中日民間。但從此次兩國歷史學家達成共識來看，這還是值得高度關注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