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國政府首席顧問大衞爵士等十位著名科學家和工程師最近致函諾貝爾基金會，認為應該擴大自然科學獎的範圍，以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他們建議引入「全球化環境」和「公共衞生」兩個獎項，並且在醫學獎中，獎勵在進化生物學、公共衞生、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等方面有重大貢獻的科學家。

公開信指出，自從一九○一年第一屆諾貝爾獎頒發以來，世界科學界起了巨大變化，例如世界衞生組織消滅了瘧疾，但這一成就在現有諾貝爾獎項中卻沒有「對口類別」。而當諾貝爾在一八九五年簽署遺囑的時候，不會預計到人類會受氣候變化和愛滋病的威脅。雖然諾貝爾基金會已向在研究氣候變化和愛滋病有成就人士頒過獎，但這些獎卻被歸入化學獎、和平獎和醫學獎。

其實不合理的，不僅在於獎項分類。例如，按照諾貝爾的遺囑，化學、物理、醫學等獎項最多只能頒授給三個人。然而當今科學研究的方式與諾貝爾時代已大不相同，其特點之一，是集體研究，成果共享。

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成功研發人工合成蛋白，其後又成功研製人工合成胰島素，這在當時是劃時代的突破，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名中國科學家競逐諾貝爾獎，但最終因為中方提出的得獎者名單是一個小組，共十四個人，不符合最多只有三人獲獎的規定，事情不了了之。八十年代初，評委又討論過這問題，結果也是被這個條件卡住了，令諾貝爾獎與中國科學家擦肩而過。瑞典著名科學家巴拉尼建議，今後自然科學獎項可以參照和平獎，頒給研究機構或團體，這將有利科學界發揚團隊精神，充分利用各種優勢。

多年來，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一直被指受政治、種族等因素干擾。其實自然科學獎項也有類似問題。二戰前，猶太女科學家梅特納在德國一個化學研究所領導核能研究取得重大成績，她由於納粹迫害被迫離開德國，其所在的小組取得關鍵性突破，繼任人哈恩獲一九四四年諾貝爾化學獎。哈恩領獎時，連梅特納的名字也不敢提，因為她是猶太人。類似事件在冷戰前後屢見不鮮。

可以說，諾貝爾獎的評獎方式已不適應當今科學界的實際情況，應該與時俱進。如何令這個歷史悠久的獎項，趕上二十一世紀科學發展的步伐，已是國際科學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