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通化鋼鐵廠的工人騷亂一度震驚全國，連總理溫家寶也跑到吉林做安撫工作。通化鋼鐵廠的上萬名職工及家屬不滿吉林當局「指婚」，放任民營企業建龍集團反覆以重組為名，行平買國有資產為實，發起停產罷工，並將總經理群毆致死。吉林當局被迫宣布建龍集團永不參與通化鋼鐵廠的重組，當晚通化鋼鐵廠內鞭炮齊鳴。工人用拳頭捍衞了自身利益。

內蒙、湖南則是因為污染，引起民眾爆發示威抗議事件。在內蒙赤峰市，持續十多日的自來水污染已造成四千多人患病入院，大批市民集體投訴，令當局不得不公布事件真相。

另外，湖南瀏陽湘和化工廠因不當生產以及環保措施缺失，導致鎘污染超過國際鎘污染標準二十多倍，當地上千名居民被迫走上街頭抗議。當局迫於情勢，將環保局長免職，並對鎘污染受害者進行補償。民眾再次贏得了勝利。

利益博弈 逼上梁山

實際上，這幾宗群體性事件，都是弱勢群體與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博弈。弱勢群體勢單力薄，在勢大財雄的既得利益集團面前，只能通過團結聯合的方法將事件搞大，擴大影響，才能引起上級政府注意，也才能捍衞自身權益。

以通化鋼鐵廠工潮事件為例，建龍集團重組通鋼，完全是由吉林省國資委一手主導，表面上重組是為了給通鋼注入活力，提高效率，實際上變成掏空國企的遊戲，重組三年，通鋼工人抵制了三年，但在吉林當局一手遮天之下，通鋼工人的聲音根本無法傳出吉林，矛盾愈積愈多，民怨愈積愈深，最終以流血方式爆發，吉林當局看到紙已包不住火，才作出讓步。

瀏陽鎘污染事件也是如此，當地民眾早幾年癌症發病率居高不下，頻頻投訴有關部門，但當局置之不理，不管不顧，而化工廠在當地政府庇護下，開足馬力生產，不斷透支當地環境。居民在忍無可忍、讓無再讓的情況下只好上街抗議，終於驚動海內外媒體，湖南省政府才開始有所作為。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中國老百姓多是善良之輩，若不是被逼急了，連基本生存權都受到威脅時，不可能上街。問題是為甚麼都要等到問題嚴重了、事件鬧大了，政府才會重視、才會解決呢？為甚麼不能在問題暴露之初、民眾舉報之時便做出反應呢？說到底，還是要歸結於這個政府替誰說話、代表誰的利益這個最核心的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