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政治化的悲哀
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趨勢,在七一大遊行之後,已經無法逆轉。和平的遊行訴求,反映的是香港市民的理性而不是政客們的理性。在一個仍然對四九年以來的共產黨統治,以及極左思潮影響下的遭遇記憶猶新的移民城市的多數人來說,回歸或許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現實,但意識形態領域深處的恐共心態,經過六四事件的發酵,終於在七月的酷暑天氣中爆發。 香港社會原有的三大支撐框架,在回歸後都成為經濟轉型和政治回歸的既得利益犧牲者,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大幅下降,多半無法移轉資產的工商業界,均被地產束縛得無法動彈,資產的大幅縮水,更使他們充滿絕望,利益重新分配過程中的傾斜性使他們對董建華極為不滿;香港的勞工階級並沒有獲得當家做主的機會,他們目前的境況更不如往昔,失業率攀升,收入銳減,經濟轉型看不到前景,對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同樣充滿怨氣;作為香港社會穩定結構中的中間力量,中產階層也是既得利益受損的首當其衝者。 部分學者專家指出,香港社會三大部分的政治力量和社會階層均處於萎縮過程中,他們的多數人只能選擇站在董建華的對立面,泛政治化具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基礎。 社會的泛政治化未必意味政治水平,包括問政能力、諮詢水準、政治覺悟等方面的明顯提高,這種低度發展的政治水平和不斷聚升的泛政治化的結合,就使得香港社會的持續政治波動不可避免。這種極易為任何政治勢力借用的泛政治化,其實正是香港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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